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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朔,历法需要拨乱反正上

发布时间:2019-2-5 7:05:45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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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与写作》微课文字版

文/卿小平

01

第三单元

正朔,历法需要拨乱反正(上)

同学们好!现在我们讲第三单元。这个单元的主题是——历法问题,按照传统的说法,就是正朔问题。——我从三个方面来谈。

现在我们谈第一个问题——治历明时,乃敬天勤民之急务。历象授时、正朔、纪年、历法问题,虽然谈论的角度有所不同,施行的时间场合有所分别,但它们在古代圣王贤哲的心目中,乃是敬天勤民之急务,一直倍受重视。

关于古代圣王贤哲心目中的正朔问题。《史记?五帝本纪》就指出:“敬哉惟时,相天事。”唐代张守节《正义》的解释是:“相,视也。舜命二十二人各敬行其职,惟在顺时,视天所宜而行事也。”

唐代欧阳修指出,《周易》革卦的象辞说:“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天下之事可革者多矣,而圣人必以历言者(历,就是历象授时等),盖事在天下,其最易差者(差,就是出现差错、混乱)莫如历,而不可不修者亦莫如历。

宋代史浩《尚书讲义》:凡读二典,不可将作后世看,后世视此等事多以为缓而不切,唐虞之时,兹事甚重。盖四时不定则庶功不成,利害非小,只看《月令》无一事不顺天时,圣人安得不以为急乎。

《尧典》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对此,朱熹的解释是:“羲氏、和氏,主历象授时之官。历,所以纪数之书。象,所以观天之器。日,阳精,一日而绕地一周。月,阴精,一月而与日一会。星,二十八宿,众星为经,金木水火土五星为纬。辰,以日月所会,分周天之度为十二次也。人时,谓耕获之候,凡民事早晩之所关也。”

明代丘浚在《大学衍义补》这本书中指出,“先儒谓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测天道,治历明时,万事莫不本于此。盖为治之道,在岁、周于上,而天道以明,统、正于下,而人纪以立。苟天道不明,则时序错乱,岁月无纪,官府修为、失其先后之序,田里耕作、悖其次第之宜。所以帝世之命官,必先于羲和,而羲和之职掌,必先于历数,有历以纪其数,有象以观其运,则日月之运行,星辰之次舍,运于天者有常行,验于人者有常法,则官政民庸,无不循其序而得其理,天下岂有不治者乎!

《洪范》说:“四曰协用五纪。”“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蔡沈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五纪曰协,所以合天也。岁者、序四时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经星纬星也,辰者、日月所会、十二次也,历数者、占步之法,所以纪岁月日、星辰也。”

《礼记.大传》指出:“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

《史记》指出:“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汉代班固《白虎通义》指出:“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

宋代司马光《传家集》:“问:王者受天命,临四海,上承天之序,下正人之统,故政治之本莫先于历数,历数之纪莫大于正朔。正朔者,历数之大端,而万事之维首也,是以圣人重之。……夫正朔者,帝王之盛节、国家之大事。”

正朔,历代帝王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故夏、殷、周、秦及汉初的正朔各不相同。自汉武帝以后,直至现今的农历,都用夏制,即以建寅之月为岁首。夏正建寅,顺四时之序,便于农事,乃以月言。周正建子,明一阳之生,以改正朔,乃以日言。

今天我们提出“正朔”的问题,是希望大家对民国以来的“改正朔”进行必要的反思。

因为这次“改正朔”,与历史上各朝各代开国之时的“定正朔”有本质的不同——过去仅仅是改了一个皇帝的年号,沿用的仍是中国夏历,也就是今天的农历,主要的岁时和与之相关的礼仪习俗、风俗信仰等等,基本上都得到了保存,并没有根本性的触动。但民国改用“阳历”则不然,它所采用的是一种迥异于农历的西方历法,它的推行,意味着中国传统历法中的岁时、节气以及因此附带的民俗文化的变革,甚至是推翻。

比如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节日,是用农历还是西方历法来确定具体的日期?而且这不仅仅是风俗习惯上的不合,而是涉及到民众日常生活的改变,是整个中华历史与文化叙事的转型或转轨。这有利于西方文化的长驱直入,而极端不利于中华文化的复兴,这是需要我们深思的。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不难看到,“历象授时”之所以在先王圣贤眼中是“敬天勤民之急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年月日时乃是一个重要的时间尺度,如果没有这个时间的尺度,就好比是没有度量权衡一样,一切社会事务都会乱套。必须指出的是,历象、正朔、五纪,或者说历法,这个重要的时间尺度乃是一个新的文化标准,必然深深地打上民族文化的烙印,“正岁年以序事”,如果这个标准出现了问题,中华历史与文化的叙事基础就将受到根本性的破坏而无所依附,附丽于他者的后果是自我边缘化,自己的思想价值观念从此而名不正言不顺。

但是,近代以来,我们毫不吝惜地抛弃了自己的时间尺度,并且认为我国传统的历法是落后的,守旧的,只有西方的基督教纪年法才是科学的、先进的,因而是毫不犹豫地采用了西方的历法。这样做的后果是直接导致了文化生活的混乱。

你看吧,我国的传统节日,大多与农历纪年联系在一起,改成西元纪年以后,人们一般只记得今天是西历几月几日,而很少记得农历是几月几日。更有甚者,一些本来属于自己的名词概念,比如我们使用了几千年的“元旦”“新年”等等这些词语,现在居然不能用了,而要改成“春节”。就连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都要费一番思量,先要追问一下是国历、公历,还是农历。

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现在的历法,或者说纪年是混乱的,这种混乱不仅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负面影响,而且还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对历史的叙述甚至中华文化的创造,中华文化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边缘化了。

这是因为历法、纪年乃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作,类似于权衡度量,你说吧,当自己的历史要用别人的标尺才能丈量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建立起对自己母亲文化的自信吗?

治历明时,今日中国的文化建设,需要就正朔、纪年、历法问题做出选择判断,这是敬天勤民之急务,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华文化的自信自强就无从谈起。所以,智者前贤是一再谆谆告诫,政治之本莫先于历数,历数之纪莫大于正朔。正朔者,国家之大事,万事之维首也。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好吧,同学们,今天的讲座我就说到这里,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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