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胡，又称胡琴，是中国的传统拉弦乐器。18世纪末，随着中国传统戏曲京剧的形成，在拉弦乐器胡琴的基础上改制而成。至今已有多年的历史，是京剧的主要伴奏乐器

请 　　（鲜鱼口是仅次于大栅栏的一条繁华商业街，像老北京的一些百年老店马聚源帽店、田老泉毡帽店、会仙居炒肝店、老便宜坊烤鸭店等等全在这条街上。这条街上的华乐戏院，即建于光绪初年兴建的天乐茶园。民国初年改建为剧场，舞台为圆形，观众席改为单人座位，能容纳观众干人，改名为华乐戏院。名伶杨小楼、郝寿臣、高庆奎、尚小云、金少山、马连良、张君秋、叶盛章，叶盛兰、谭富英、杨宝森、言菊朋等轮流在此演出）

我信心十足，第一天戏码是白玉薇的《女起解》、王金璐的《两将军》、《收马超》，我的《让成都》，是汪桂芬的汪派，多年不演的戏了。把海报宣传出去了，头牌是宋宝罗，报纸一出，观众们纷纷议论，宋宝罗是谁呀？因为我己有十几年没在北京演戏了，大多数观众都不知道，可也有的观众知道我的底细。“哦！宋宝罗就是十多年前在天桥演戏的那个小老生，他挂头牌了！。。。。。。。

右上为着婚纱的白玉薇

华乐戏院不大，座位不到一千人，可我头天打炮仅有不到人，只有三成坐，卖的钱除去应有的开支，如水电费、广告费等。不要说给演员的“包银”、“脑门钱”，连院租钱都不够（有人问什么叫“脑门钱”？就是来唱的主要演员，这天生意不好给不起他的应有的戏份，那么他代管服装的、洋车钱要给的，这就叫“脑门钱”）。如果有四、五成就付点“脑门钱”，如果七、八成坐，就从人家应得的包银中打个折头付给人家。如果是九成或客满，人家的包银要全付，另外还有吃点喜，就是稍多一些为的是大家开心。

武生是丁永利的学生王金璐

可是我第一天唱下来连“脑门钱”都付不起，就这样开支下来还差二、三十块钱。李洪春先生怕我不高兴，是他贴出来的。第二天王金璐的《白水滩》、白玉薇的《穆柯寨》、我的《辕门斩子》。这场戏更惨了仅有一百多张票，卖的钱不够开支的，最少要贴七、八十元，李先生怕我不高兴说：“你不要管回去休息吧，这里的事有我料理。”

李洪春

两场戏演完了，在评论上还是不错的，可是全班主次演员唱了两场戏都白唱了。由李洪春跟人家赔笑脸、说好话，下次还好意思请人家吗？就这样回到北京一闲就是十多个月，整天闷在家里没事干。后来想通了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没日没夜的在家里画画，十个多月中画了好几百幅画，准备下次到上海一方面演出、一方面办画展。

　　这个时期我每星期都到高庆奎先生家里学戏，帮他料理料理家事，下午去大栅栏、天惠斋鼻烟铺坐坐，听听李洪春和丁永利的山南海北没边没岸的聊聊，晚上有好戏去看看戏。

高庆奎　李洪春《单刀会》

以上是我阔别北京十多年后，再到北京演出的结果。转过年来三、四月上海新舞台约我，方才二次去上海。这次离开北平是年春天，到年秋天与李万春合作，这次去北京是与李万春合作我也没挂“头牌”。没想到与他是不欢而散，这就不说了。可是在北京演出那些老看客、老观众仍然说我过去是在天桥演过。一别十三年的老北京他们仍然没有忘记我是在天桥演出过的。

我又回到南边，怪不得我小时候有个老道给我算过命，说我“北生南像”，我的发展前途在南方，看来有些是准的。

整整60年没见了的李慧芳

直到7年的重阳节我去北京参加演出，才与北京的观众又见面了。这样算来离开北京有52年了，所以一眼看见李慧芳，我们哥俩是在48年解放军渡江之前在南京分手的，整整60年没见了。唉！一个人有几个60年那！以上说的是旧北京的老观众对一个演员如何评价的问题。在解放前如周信芳、盖叫天、唐韵笙等上海名角到北京来演出，没有一个站住脚的，观众总是评论，外江派、海派。说周信芳的哑喉咙是叫街的，要饭的，评论盖叫天是“打把式”卖艺的。只有一个金少山到北京演出，他唱的都是老传统戏，所以能站住脚，其它都不行，总之是排外思想。上海就不同了，上海管北京去的演员叫“京朝派”。所以，一个北京演员在北京唱对了，天津唱红了，去上海成名，这形成了一个规律。

（下回继续讲高庆奎从一个扫边的班底演员成为一个头牌角儿，发展成为一个流派的奇迹，还有“高杂拌”的由来等)

分享是一种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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