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是我国具有广泛的地域性、鲜明的综合性特征的重要传统节日之一，是杂糅多种民俗于一体而形成的汉族的传统节日。学术界普遍认为，重阳节俗形成于汉代，盛行于唐代，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关于重阳节的来源，民间流传着不同的说法，世远代湮，部分真实的史迹已随着节俗内容的渐次丰富而远离人们的记忆，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重新作一番深入系统的考察。

一、古代文献所记重阳节俗之主题

重阳节俗较早散见于《西京杂记》、《荆楚岁时记》等古代笔记小说、笔记体文集。尽管以上文献的史料价值长期受到学者们的怀疑，但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以上文献的民俗学价值近年来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西京杂记》的作者，迄今未有定论，更多的学者认为其成书时代大体在汉、晋时期。《荆楚岁时记》为南朝宗懔撰写记录中国古代楚地（以江汉为中心的地区）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文集，为探寻古代楚地岁时文化的变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西京杂记》、卷三记载：

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i]。

《荆楚岁时记》言及：

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ii]。按：杜公瞻云：“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汉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节。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近代皆设宴于台榭”。

综合以上两条记载，不难发现，在唐代以前的文献中，重阳节俗的主题大体包括求长寿、戴茱萸、酿菊酒、赏菊、登高等。

唐代的文献中，重阳节俗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文化内涵亦日益丰富。唐诗中反映重阳节俗的篇章颇多，兹略举数例：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五》：“何当载酒来，共度重阳节。”

孟浩然《过故人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李白《九月十日即事》：“昨日登高罢，今朝再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

卢照邻《九月九日玄武山旅眺》：“九月九日眺山川，归心归望积风烟。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

王勃《蜀中九日》：“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

王缙《九日作》：“莫将边地比京都，八月严霜草已枯。今日登高樽酒里，不知能有菊花无。”

杨衡《九日》：“黄花紫菊傍篱落，摘菊泛酒爱芳新。不堪今日望乡意，强插茱萸随众人。”

张籍《重阳日至峡道》：“无限青山行已尽，回看忽觉远离家。逢高欲饮重阳酒，山菊今朝未有花。”

岑参《奉陪封大夫九日登高》：“九日黄花酒，登高会昔闻。”

李颀《九月九日刘十八东堂集》：“风俗尚九日，此情安可忘。菊花辟恶酒，汤饼茱萸香。”

从以上诗句可知，迄唐代，重阳节已在更广泛的地域较为普遍的盛行，尤其值得注意的，唐诗中求长寿的素材渐渐淡去，除了继续保留戴茱萸、酿菊酒、赏菊、登高等颇为鲜明的主题外，增加了望乡、思乡等主题，与此同时，重阳登高的迷信色彩逐渐为户外健身的主题所替代。

唐代以后的文献中，重阳节戴茱萸之俗日减，赏菊习俗则增加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和艺术内涵。迄今各地重阳节俗，丰富多彩。河北香河县九月九日，有姻亲关系的家庭会互相送礼，称为“追节”。曲周县民多于重阳节上城楼登高。山东昌邑北部人家于重阳节吃辣萝卜汤，鄄城民间称重阳节为财神生日，家家烙焦饼祭财神。陕西西乡县重阳节，亲友以菊花、菊糕相馈赠。江苏无锡重阳节吃重阳糕、九品羹。浙江绍兴重阳节互相拜访，桐庐县九月初九备猪羊以祖，称为秋祭。全国人大常委会年12月28日表决通过新修改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法律明确，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九九重阳节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

二、河南上蔡重阳节起源的考察

重阳节起源于河南上蔡的说法，古已有之。近年来有的学者曾根据相关史料和民间传说加以论定[iii]。以上论点在国内外学术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年以来，上蔡县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十届重阳文化节。年12月4日，该县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重阳文化之乡”。年3月，上蔡重阳习俗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上表明，重阳节起源于今河南上蔡应有深厚的历史素地，绝非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

上蔡县为西周时期古蔡国和西汉时期汝南郡之地。《续齐谐记》较早记载今上蔡一带佩戴九月九日茱萸之俗的古老传说：

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iv]。

《续齐谐记》是南朝吴均所著一部志怪小说集，是一部在中国志怪小说发展史上还是在对我国民俗、宗教的反映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以上所记来源于道教的一个古老故事。

以上一段文字中的汝南，当即今上蔡之地。桓景事迹，文献失传。尚景熙、尚伟认为，“桓景所属的桓姓，从春秋至两汉时期为今上蔡豪门世族。春秋时期蔡国有蔡侯桓，他的后代以其谥号为姓，为桓姓。……上蔡的桓姓家族，春秋末期有桓魋，西汉时有桓宽。……从桓宽的职官、学识，说明当时的上蔡桓姓仍是个显赫家族。东汉时期的桓景，当是这个桓姓家族的成员”[v]。费长房的事迹见于《后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者，汝南人也，曾为市椽。”《列传》记载桓景是一个“能医疗众病，鞭笞百鬼”的道术人物。综合以上信息可知，《续齐谐记》所记这一来源于道教的这一古老故事，尽管未必凿凿可信，但仍似有若干历史依据，不宜全盘否定。尤其以上故事所反映的九月九日佩茱萸辟邪除恶的传说，另见于晋代周处《风土记》：“九月九曰，律中无射而数九，俗于此日以茱萸气烈成熟尚此日，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除恶气而御初寒”[vi]。茱萸是一种常绿带香的植物，具备杀虫消毒、逐寒祛风的功能。李时珍《本草纲目》说它气味辛辣芳香，性温热，可以治寒驱毒[vii]。至迟东汉时期，上蔡一带的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茱萸的药理功能，并于每年九月九日以佩茱萸为俗，祈求避邪除恶。

上蔡重阳节起源与道教有关，还可举另一重要旁证。曹丕《九日与钟繇书》载：“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viii]。汉中叶以后的儒家阴阳观，有六阴九阳。九是阳数，故重九亦叫“重阳”。综上所论，上蔡重阳节俗似应起源于道教的方术观念，惟由于用以论证的直接材料极为贫乏，仅作推测，聊备一说。

三、重阳节俗源于战国时期说质疑

目前，少数学者以屈原《楚辞·远游》“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为据，推论重阳节俗源于战国时期。事实上，洪兴祖《楚辞补注》中说得很清楚：“积阳为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阳。”这里的“重阳”指的是天或天宫。古人以为天有九重，最初的“九“则又往往为泛指，未必为实数。尚景熙、尚伟指出，《楚辞》中的“重阳”，并非指重阳节日[ix]，是极为正确的。

除此之外，还有人以《吕氏春秋》之中《季秋纪》：“(九月)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之记载为重阳节的古老源头。事实上，通读以上文字可知，以上所记战国时期人们在秋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祭飨天帝、祭祖，以谢天帝、祖先恩德的活动，与汉代以后重阳节俗的主题，似毫不相涉。以此为据，推断重阳节的源头可追溯至先秦时期，显然缺乏有说服力的支持。

还有人以为，重阳节的原型之一是古代的祭祀大火的仪式。作为古代季节星宿标志的“大火”（即心宿二），在季秋九月隐退，《夏小正》称“九月内火”，大火星的退隐，不仅使一向以大火星为季节生产与季节生活标识的古人失去了时间的坐标，同时使将大火奉若神明的古人产生莫名的恐惧，火神的休眠意味着漫漫长冬的到来，因此，在“内火”时节，一如其出现时要有迎火仪式那样，人们要举行相应的送行祭仪。笔者以为，此种解释，也颇为牵强。古代祭祀“大火”的习俗由来已久，《左传》襄公九年记载：“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孔颖达《正义》：“五行之官，各掌其职，封为上公，祀为贵神，谓能其事者，后世祀之。火正之官居职有功，祀火星之时，以此火正之神配食也。五行之官，每岁五时祀之，谓之五祀。……而火正又配食于火星者，以其于火有功，祭火星又之后稷，得配天，又配稷。”甲骨卜辞中有祭祀大火星的记载：“贞隹火，五月。”（《后下37.4》）“丙寅卜，贞，其有火”（《甲》）。卜辞中的“火”即大火，即心宿二，“有”即“佑”，为祭名。由此可见，至迟于商代以前，已有祭祀大火的习俗。经过古代人类的长期观察和不断总结经验，人们得出在大火星见于东方的时候烧荒播种最为合适，于是，就把大火星定为授时的标志。显然古代祭祀大火星的习俗，有其更为悠久的历史和独立的文化内涵，和东汉时期源于道术的重阳节，毫无任何关联。

综上所述，重阳节俗的起源问题，已基本清晰。重阳节俗起源于特定的时代，早初的主题中有大量迷信的因素，以后，迷信的因素渐渐淡去，而不断被赋予积极向上的文化因素。唐代以后，在对重阳节俗继承发展创新的过程中，重阳节俗中积极向上的文化因素不断得以发扬光大，从而逐渐成为地域广泛、积淀深厚并具有综合性特征的节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所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因此，当下重阳节俗的主题与文化内涵的丰富与创新，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文化课题。

[i]《西京杂记》卷三，《西京杂记》卷三，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第9页。

[ii]《荆楚岁时记》，民国景明宝颜堂秘笈本，第10页。

[iii]尚景熙、尚伟：《重阳文化源上蔡》，张德轩主编：《厚重天中——天中文化论集》，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年；陈剑峰、陈笑语：《重阳文化的渊源、背景与发展》，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年。

[iv]《续齐谐记》，明顾氏文房小说本，第3页。

[v]尚景熙、尚伟：《重阳文化源上蔡》，张德轩主编：《厚重天中——天中文化论集》，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年。

[vi]《太平御览》卷十三引，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第页。

[vii]李时珍：《本草纲目》，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年。

[viii]《御选唐诗》卷五五言古，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7页。

[ix]尚景熙、尚伟：《重阳文化源上蔡》，张德轩主编：《厚重天中——天中文化论集》，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