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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公元年，北宋崇宁二年，宋徽宗对苏轼发出的“清剿”号令。这一年，是苏轼去世后的第二年，宋徽宗当皇帝的第三年。在毁碑的同时，皇帝还在全国各地立碑，这就是著名的“元祐党人碑”。所谓元祐党人，就是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几十年新旧党争，新党如今主政了，就想为旧党立块遗臭万年的碑，其中包含司马光、苏轼等人，一律名曰“奸党”。此碑的撰稿人，就是蔡京。为什么要立碑呢，因为碑就是北宋时期的传统媒体，当时尽管早已发明活字印刷术，但这项新媒体技术未被重视和推广，所以大家觉得印书还不如刻碑。“元祐党人”中，苏轼是最冤的，因为他不光反对新党，也反对旧党；他也是最惨的，因为文名太盛、影响太大，在这次毁碑行动中，他的损失最大，不仅他书写的碑统统被毁，刻了他诗词文章的碑也无一幸免。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苏轼名碑，如《表忠观碑》《丰乐亭记》《醉翁亭记》，都是当年被毁，后世根据拓片重刻的。苏轼《表忠观碑》流传至今的苏轼书法还不少，但与当时毁掉的相比，可谓九牛一毛了。不仅苏轼的书法碑刻要毁，他的学生黄庭坚的也要毁。结果黄庭坚比苏轼还惨，毕竟老师当时已死，学生可是眼睁睁看着这帮破坏分子动手的。苏轼《丰乐亭记》当时的朝廷毁苏轼的碑，重点不在书法，而在摧毁“苏学”。因为苏轼影响太大，如果仅将其定性为奸党，民间还广泛传诵其诗文的话，那等于白费功夫。所以，碑砸了，文集诗集也要毁。首次发出诏令后，崇宁三年和宣和六年，朝廷又两度下诏，苏轼等人文集一律除毁，谁敢抄写就抓起来蹲监狱。不过，当时的文人是很有风骨的。宋徽宗喜欢黄庭坚书法，找人跟他说，你只要跟苏轼划清界限，就官复原职，重享荣华。黄庭坚淡淡一笑说，好的，他是我的老师。苏轼还有个门人叫李之仪，因为拥护老师，罢官、下狱，始终初心不改。后人称赞他，说始终不负苏公者，不过三数人，李之仪就在其中。到了北宋末年，苏轼的碑已经毁得差不多了。不过，他的文章和诗词却在民间广泛存在着。试想，中秋仰望夜空，不念一句“明月几时有”，对得起天上的月亮吗？站在长江边上，不吟一句“遥想公瑾当年”，对得起东流的大江吗？就连那些当权的新党，包括徽宗本人，大概内心对苏轼也是崇拜的，只不过政治需要，不得已而批判罢了。搞笑的是，在批判苏轼的时候，他们还用着苏轼的文风。提到宋代，就无法绕开宋词。但如果没有苏轼，也许就没有宋词后来的地位。因为在苏轼以前，词是用来唱的，柳永再厉害，也只是个奉旨填词的玩主。直到苏轼跻身词坛，将词加以诗化，使其不仅可以唱，还可以吟诵，这才有了后来的宋词。我们常说苏轼伟大，伟大不是随便一说的，将词诗化，将书意化，他用自己的才华和魅力，改变了文学史和书法史。宋徽宗当年的决策，对苏学的打击绝对称得上毁灭性。可是，有些事情真的是徒劳，无论权力多大，气势多凶，都只能逞强一时，蔡京当年扣给别人的“奸党”帽子，最终戴到了自己头上，一戴就是千年。然而碑刻能毁，诗画长存，苏轼的事迹和佳话更是脍炙人口。据传陕西凤翔县东湖“碑林”内，珍藏着四通刻有苏轼诗画《梅兰竹菊图》的画碑，画碑上并刻有古代文人墨客的诗印书法。四通画碑系青石质，各高一米左右，宽0、3米。各碑中间分别系梅、兰、竹、菊绘画，两侧单线刻边，竖幅题字。一通碑面，刻有苏轼《老梅嫩枝图》和诗一首，诗为“孤山清趣压群芳，一阵风来一阵香，百卉不荣先此盛，诗成锦绣贺三阳。”诗下落印为“夷山书阁”、“乾坤潇水”。图右上侧刻有“轼”字和“东坡”印样。一通刻苏轼《菊配兰竹石》和诗一首，诗为“品色般般间错栽，重阳烛为道林开。一丛香艳东篱下，笑舞寒风待我来。”落印“野庵”。一通刻苏轼画《菊配竹松石》和诗“嗟而精神不异常，敢于霜圃斗寒芳，丛板未许十分色，叶枯也沾一阵香。”落印“北崖”。一通刻有苏轼《老梅盛开图》和诗二首，右首诗为“升降阴阳上下交，地无弃我不相饶。乾坤多少真情趣，为写丹青看雪梢。”落印“夷山书阁”；左下诗为“白玉装花馈屈枝，坡仙巨笔夷山诗。岁寒崖下春能早，观画看诗更一奇。”落款“固原七泉黄绣题”，落印“锦文”。四通画碑的珍贵价值，首先在于其画格调高雅，气韵不凡，立意深邃，画风独特。其中一通的立梅，虽曰老杆嫰枝，却还有残枝错杂其中，残而不败，气压群芳；一通垂菊却垂而不俯，于竹松石间也显风流；一通立菊，看似形影孤单，实则在竹兰石间巍然挺立，笑傲风霜；一通倒梅，虽倒而倔强，仍坚信春之到来。这一立一倒，一升一降，寓意深刻，且画中有诗，诗画映衬，妙趣横生，确非苏轼那样的大文豪手笔而难为。其二，苏轼画作传世极少。据《中国书画》（上海古籍出版社年5月版）载：“苏轼作为一代画坛奇才，仅有《枯木竹石图》一卷传世，还流落日本。”因此，这四通勒于清化、融“诗书画刻”为一体的《梅兰竹菊图》画碑，作为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份瑰丽的文化艺术遗产，就弥足珍贵。诚然，苏轼《梅兰竹菊图》的创作时间、地点，目前尚无定论。但就画碑上镌刻有“东坡”印鉴推断，只能是先生因“乌台诗案”谪居苏州、黄州后所为。据史料载：嘉佑六年（公元年）12月，26岁的苏轼就任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时，尽管酷爱诗书画，但还无有“东坡”之号。只是离凤后到了元丰二年（公元年）8月，调任湖州时因《谢湖上表》中“法令具存，虽勤何益”、“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诗句，被御史台（宋时负责检察官吏的机构）以讽刺新法逮捕入狱。这就是史称开我国“文字狱”之先例的“乌台诗案”（乌台：汉时称乌府，即御史台，因府内松柏掩映，常有成千乌鸦栖息，故称乌台）。苏轼入狱后，在友人相助下于年（即元丰四年）被从轻处理，谪贬黄州，于东坡“躬耕其中”。自此，先生才以“东坡居士”为号，并在躬耕中创作了五言古体诗“八首”，名以《东坡八首》命之。所以，镌刻有“东坡”印鉴的《梅兰竹菊图》。当然只能是先生在黄州及其以后的作品。由于艺术品的流动性，这幅作品有幸被先生在凤翔时的故人或以后的凤翔人移入凤翔，又出于对先生的怀念敬慕之情，将其勒制上面，以示纪念。后来被清西蜀姚希曾重勒，才使得这尊稀世珍宝得以传世。从《凤翔县志》记载的重勒年代看，画碑的文物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难怪不少人不惜重金，设法收藏这一画碑的拓片了。（根据网络资料整理，有疑必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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