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儒学的学术基础：经学，还是理学？

作者：曾亦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原载《孔子学刊》年第七辑

孔子二五六七年丙申十一月廿九日癸未

耶稣年12月27日

《孔子学刊》（以下简称《学刊》）：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何？《六经》各自的地位是怎样？

曾亦先生（以下简称曾先生）：我个人在经学上倾向于今文学。今文经学对待《六经》的态度，尤其自清以后，一般强调孔子对于《六经》的重要性，甚至非常极端地认爲，《六经》出于孔子。但古文经学的看法不同，认爲《六经》在孔子以前就已存在。不过，在这一点上，我倒是倾向于古文经学的观点。因爲今文经学的说法可能没有太多的依据，而且，若把《六经》看成孔子以前的典籍，更有多方面的意义，即《六经》不仅仅是儒家的经典，而且构成了诸子百家共同的源头，甚至作为上古文明遗留下来的典籍，从而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古人讲学有本源，不仅如此，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也要有源头。我们只有不断回到自己文明的源头，通过重新阐释，纔能不断引发出孕育后人的活水，发扬光大，进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汇聚成影响世界的沧溟巨浪。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六经》，毕竟多少都经过孔子本人的改造，即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作《春秋》。所以，孔子对于《六经》，既有“述”，又有“作”，公羊家讲孔子“损周文益殷质”，就是这个意思。

至于各种经典的地位，周予同先生曾有一个说法，认为今文家与古文家对于《六经》的排列顺序不一样：古文家按照《六经》形成的时间顺序来排，即《易》《书》《诗》《礼》《春秋》，《易经》最早形成，《春秋》最晚；今文家则从学习《六经》的先后次第来排，即《诗》《书》《礼》《易》《春秋》，认爲《春秋》最难读，也最重要，所以放在最后。可以说，汉人最看重《春秋》，甚至视为《六经》之冠冕，我们看到汉代经学中的今古之争基本上是围绕《春秋》展开的。

对我个人来说，主要研究《春秋》和《三礼》，我认爲这两种经典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影响最为重要。其中，《春秋》奠定了古代政治的基本架构，并提供了最主要的制度资源。宋以后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但我们只要读了《春秋》，就不难发现，《论语》在这方面的贡献远不如《春秋》。至于《三礼》，我主要以丧服的研究为主，这种研究在古人那里，大概算是最为集中的，相关的著述也最多。古人如此重视丧服，原因有多方面，譬如，丧服不仅规定和调节了古人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而且，古代的社会和法律等方面的制度基础，也可以在丧服中找到依据。就像唐律，作爲宋以后中国法律的基本范本，其经典的基础正是丧服。目前大陆新儒学的复兴，有着不同于熊十力、梁漱溟开启的现代儒学的根本特点，其中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大陆新儒学强调要构建现代中国的制度框架，而要诉诸传统来寻求相关的制度资源，必须要到《春秋》和《三礼》中去寻找。我重视《春秋》和《三礼》的研究，原因正在于此。

《学刊》：《四书》和《五经》的关系是怎样的？

曾先生：《四书》和《五经》的关系，是两种不同的经典系统。汉唐儒尊奉《五经》，而宋明儒则尊奉《四书》。自汉以后，随着《五经》博士的建立，历代的官学，包括唐以后的科举考试，都有《五经》的内容。而《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对象，则要到元明以后了。尤其是宋明儒在构建其学术体系时，无论是本体论还是工夫论的论述，依据的都是《四书》，而不是《五经》，当然，《易传》中有部分内容也对宋明儒的论述有一定贡献。正因如此，宋以后，《四书》的地位超过了《五经》。直到今天，很多学院派的研究者，包括民间的国学爱好者，心目中的儒学研究只是局限于《四书》，根本不知《五经》为何物。

《四书章句集注》

显然，较之《五经》的篇幅和历代的研究著述，《四书》的分量实在太轻了。尤其是《大学》和《中庸》，只是《礼记》中的两篇，篇幅亦不足万字，再加上《论语》和《孟子》，都比不上《五经》中任何一经的分量。且在汉人那里，《四书》的地位远不如《五经》。其中，《论语》只是“传”，而不是“经”；《孟子》则是“子”，地位更低。后来有《七经》的提法，里面加入了《论语》和《孝经》，可以算是升格为“经”了，但是，从汉魏南北朝的博士官设置来看，还谈不上《论语》和《孝经》，更遑论《孟子》了。

目前大陆新儒学的复兴，在这方面的意义就在于，拓宽了儒家研究的范围，即由《四书》回到《五经》。现在各高校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主要还是《四书》，为什么呢？这主要是因为《四书》中的内容更接近西方的形而上学，适合用西方那套学科范式来进行研究。我以前碰到某位出身西方哲学的教授，就声称除了《礼记》和《周易》的部分内容外，《五经》不能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看来，这种自缚手脚的狭隘立场，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显然，从目前儒学发展的趋势来看，这种做法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了。因此，我们主张从《四书》回到《五经》，别的意义且不说，至少拓宽了经典研究的范围。

现在儒学的复兴主要有几个层面，既有学院层面的，也有民间的。学院里原来以研究《四书》为多，但现在研究《五经》的学者越来越多，尤其是很多研究生都在做这方面的论文，这是学术界的新气象，令人期待。毕竟就宋明理学来说，经过这几十年的研究，可研究的题目越来越少，与之相比，《五经》中的大部分内容就像荒山野岭，现代学者都没怎么走过，这值得我们大力去开拓。至于民间爱好者对儒学的兴趣，更是偏于《四书》，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四书》好读，一般人总能读出些个人的心得体会，绝对谈不上读不懂。但《五经》不同，对初学者完全是天书，不仅读不懂，而且很难产生读下去的兴趣。其二，民间学者通常重视修身及对人生的领悟，他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做一个君子，甚至以为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关键，而这方面的内容在《四书》那里是比较突出的。至于《五经》，虽也有修身方面的内容，但更重视制度方面的建构。从这个角度来讲，《四书》好比佛教里的“小乘”，而《五经》则是“大乘”之学。《五经》能包摄《四书》，《四书》却不能涵盖《五经》。

《学刊》：如何评价宋明理学的“三系”说？

曾先生：学界通常认为，宋明理学可分为“两系”，即理学和心学，其中，理学以二程和朱子为代表，心学则以陆象山、王阳明为代表。后来，牟宗三先生提出了“三系”说，即除了陆王心学以外，又由二程那里分出两系：一系源于明道先生，经其弟子谢上蔡，再到湖湘学派以及明末的刘蕺山；另一系则由伊川先生开出，至朱子而大成。我个人比较赞同牟宗三的说法，觉得明道与伊川的区分是有必要的。

朱子像

但是，我虽然认可明道与伊川的区分，但与牟宗三有着根本不同的地方。因为我认为，宋明理学要根本解决的问题，就是个体成圣成贤的问题。各派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不过是成圣成贤的路子不同而已，这就是工夫论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犹如佛教讲的顿、渐或南宗、北宗的区别，王阳明晚年也讲到了这种区别。而在宋明理学那里，这种工夫论上的差异可以追溯到二程兄弟，即明道主张“上达而下学”的工夫，这是上根人做的“顿”的工夫；伊川则主张“下学而上达”的工夫，这是下根人做的“渐”的工夫。禅宗的慧能与神秀曾把人心比作镜子，认爲心之本体就像那晶莹透彻的镜子。那么，如何才能达到本体呢？按照“下学而上达”的工夫，得把灰尘擦拭干净，这用朱熹的话来说，就是“闲邪存诚”，即把不好的东西都去掉，久而久之，自然使那个明亮而莹彻的本体呈现出来了；若按照“上达而下学”的工夫，则直接从洞彻本体入手，像明道、胡五峰以为，“一悟本体即是工夫”，即通过对本体的了悟，而心上的尘埃就像瓜熟蒂落一样，自然就去掉了，不需要额外再有一段扫除尘埃的工夫。可见，陆王在工夫上属于下学派，与伊川、朱子并无分别，而明道、五峰则属于上达派。这是我自己主张的“三系”说。

《学刊》：如何看待大陆新儒学对政治的重视？

曾先生：最近，大陆新儒家批评港台儒家没有政治的向度，而李明辉先生在不同场合都为此进行了辩护，认为牟宗三等新儒家其实有很多政治方面的论述。我觉得，李明辉先生并不了解大陆新儒家的这种批评。

那么，大陆新儒家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主要有两点：其一，理学家也讲政治，这方面可以参看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里面对理学家的政治关切进行非常深入的剖析。此外，理学家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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