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当代人物的形象进行写实创作，不仅精准地传达了对象的精神气质和时代背景，还让对象穿上古装，使之置身于唐诗宋词营造的优雅环境，戏剧性地再现历史场景，实则表达的是当代人回归田园牧歌生活、追求内心宁静、与大自然共命运，进而抵达物我两忘境界的希望。

重阳佳节那天，想必沈大成、王家沙、乔家栅门口又是排起长队，小青年买两盒重阳糕回去孝敬父母，这是近年来传统文化回归日常生活的一个例证，我是欣赏的，虽然我儿子从来也不会买糕回家，他每天加班到八九点钟，都是我买了重阳糕等他回家吃——还要看他高兴不高兴。

旧时沪滨九月初九吃重阳糕是一项习俗。这个是有渊源的，早在战国时代，古人就认为重阳是恶日，应该“佩茱萸、食莲饵、饮菊花酒”，然后趁着酒兴男女老少一起登高，以期避厄。这个风俗到汉代逐渐成熟，并流行于大江南北。但是上海真可怜，市区里没有山，最高的佘山在松江——海拔米，那好意思叫作山吗？所以只好转而去登楼。过去老城厢民众登的是东北角天后宫里的丹凤楼，“沪城八景”里的一景“丹凤远眺”就是这个意思。今天呢，也有登高活动，有关方面组织有兴趣者一起去攀登东方明珠或金茂大厦，参与者蜂拥而至，兴高采烈，这也是传承古意。至于“佩茱萸、食莲饵、饮菊花酒”，食材难得，也就不必刻意为之了，那么在不可能人人都去登高的情况下，买块重阳糕来应个景，就皆大欢喜了。吃了一块糯米糕，犹如登高远眺，心理上就获得了莫大安慰。

但是我今天说的登高，既不是爬楼也不是吃糕，而是欣赏戴敦邦先生创作的《诸先生登高图》。

画面中，诸烨兄正在兴致勃勃地爬山登高，层层石阶从他脚下沿伸至前方，至山口豁然开朗，烟霞一片。山中白菊成片、红叶满阶，似乎有风吹来，他回首一笑。我看他一身古装，素简而端庄，腰间束一根绸带，头戴宽沿斗笠，脚穿布袜芒脚，手持一根藤杖，杖首悬一枚葫芦，应该装的是泉水而非醪酒——诸烨兄与我一样不胜杜康。

这幅画真是令人畅怀。诸烨兄借由戴老的生花妙笔，翩然重返晋唐田园诗的美妙意境之中，也是今天许多城市人所向往的乐园。

诸烨兄是沪上颇有影响的文化推广人，情商高，智商高，交游广泛，精力充沛，同时也是一位眼光独到的收藏家，他几十年来专攻字画、玉器收藏，在同侪面前也是说话很有分量的一位爷们。他对戴敦邦先生的人格与艺术是十分敬仰的，两年前恭请戴老创作几幅人物画，并恳请戴老将自己的形象入画，模仿宋代人或明代人，玩一把时空穿越。

这个主意引起了戴老的极大兴趣，戴老本身也是非常看重传统的，古人的生活方式和民间习俗，他是高度认可的，心仪已久的。我在戴老府上经常看到他过年时画年画，就将自己画成是财神或灶神，这是一位非常有趣的老爷子。于是，戴老很快就画好了这幅《诸先生登高图》，还以长者风范寄语诸烨“更上一层楼”。

一幅不过瘾，戴老又乘兴创作了两幅，一幅是《诸先生行乐图》，一幅是《诸先生品茗图》。在前者中，诸烨兄端坐在芭蕉叶下，右手执一柄红牡丹湘妃折扇，左手在膝盖上轻轻打着拍子，摇头晃脑，一副怡然自乐的样子。身前一张矮几，上置青瓷执壶一具，青瓷口杯一枚，几下滚着两只西瓜，还散落着红樱桃数点，体现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易安居士词意。身边还有两位美女，一弹琴一吹箫，明眸皓齿，粉腮红唇，衣袂飘飘，楚楚动人。后者呢，诸烨兄坐在一块石头上，手持团扇，举杯小啜。面前也是一块石头，上面有一卷线装书翻至一半，一柄梁溪紫砂壶配了两只细瓷压手杯，还有一盘红樱桃衬托色彩，身左侧还架起了一具红泥小火炉，正煮着一壶甘泉。身后立着一座颇有姿态的假山，一棵桐树稍作依傍，一丛剑兰和一团昌蒲在绿阴中小心陪衬，仔细点缀。

中国画中的人物画，贵在传神，贵在生动。戴敦邦先生的人物画就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形象饱满，神态逼真，布局疏阔，意境高远。他有西画的功底，早年就非常注重人物写生，甚至研究过人体解剖学。

二十年前我在田林新村戴老的寓所采访他时，他就跟我讲过一番很深刻的话：“其实人物画在中国是有着悠久传统的。在唐以前，人物画占主导地位。那时的人物画强调教化功能，所绘多为圣贤忠良、道释神仙造像，其中虽不乏神采飞扬之作，但总体上只是提供膜拜偶像，无法满足人们对艺术欣赏的需要，而以下层凡众生活为题材的画更是罕见。唐宋以后，画家寄情于山水之间，通过对大自然的意象性描绘倾诉人生的感悟，造成了文人画的勃兴，人物画就为画家轻视了。建国后，人物画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是起了很好作用的，但同时也在历次运动中承担了过于沉重的政治使命，艺术上就不能不受到模式化、标准化、概念化的影响。改革开放后，画家们轻视人物画似乎是对这种图解式创作的反动。但一个倾向往往掩盖另一个倾向，人物画得不到应有重视也是不正常的。”

戴老还说：“徐悲鸿、蒋兆和两位前辈大家的人物画为什么生动感人？就是因为他们将西画的一些技巧引进中国人物画中，他们是受到人体素描训练的。而现在我们的一些青年画家反而忽视了这一基本功，笔下的人物常画得怪里怪气，名为创新、变形，其实为了藏拙，借用文人画的气息来壮胆惑众。所以我们要借一切机会呼吁美术教育界：一定要重视中国人物画，重视人体素描的训练。”

戴先生还沉思一番后对我说：中国的山水画发展得已经很成熟了，唯独人物画还没有总结出一套程式性的技巧。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人体解剖学这堂课，这一意识还不如前人。任伯年的人物画堪称一绝，人物比例都很准确，他还搞过雕塑呢。陈老莲画的《水浒页子》也给明末清初的画坛带来了清新的空气。他以富有创新笔墨，表现“伧父屠法”的平民生活，拓展了人物画的题材。

我清楚地记得，戴老说到激动处，不由得手舞足蹈起来。

半个多世纪以来，戴敦邦先生从连环画创作拓展到根据古典名著创作的系列人物画，不仅为中国画的艺术长廊增添了数百位栩栩如生、性格毕现、具有时代气息与精神的人物，赢得了“当代任伯年”的美名，为中国人物画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戴敦邦先生虽然获得人所共知的巨大成就，却一直为人低调，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在这三幅作品后又题了很长的一段图记，其中这样写道：“诸烨君诚意相邀嘱绘其神态容貌图，吾本自知之明，乃已衰年技穷，加之一目失明，曾婉辞之，但感于坚请，却之不恭，故勉为其难。画人难而画美人更难，却绘作伟岸英姿之雄丈夫同样难上加难，而诸烨先生是一位在审美理念上无可挑剔的天赐模特，若描绘上略稍差池毫厘，就将致邈失千里。今吾虽尽其所能也难现诸君之神态笑貌矣。”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真切感受老艺术家一贯的谦虚谨慎，着实令人感佩。

前不久我在闵行中国书画院上海院参加戴先生的作品研讨会，油画家夏葆元就直截了当地表示：“戴敦邦的人物画，造型非常精准，甚至超过了刘旦宅。”与会者还透露，当年范曾初次见到戴老就不得不坦承：“我临摹过你的作品，有些地方就是偷你的。”

我面前的这三幅作品，正是戴敦邦先生艺术理论与实践的完美体现。而且，根据当代人物的形象进行写实创作，不仅精准地传达了对象的精神气质和时代背景，还让对象穿上古装，使之置身于唐诗宋词营造的优雅环境，戏剧性地再现历史场景，实则表达的是当代人回归田园牧歌生活、追求内心宁静、与大自然共命运，进而抵达物我两忘境界的希望。所以，这个“命题作文”并非游戏笔墨，而是戴敦邦与诸烨共同策划完成的一次有思想深度的超越时空的艺术活动。也因此，我在欣赏这组人物画时，犹如与诸烨一起在重阳佳节那天登高远眺，领受天高云淡、秋高气爽的美好时光，追怀古人的博大胸襟，感念生活与亲友，并祝戴敦邦先生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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